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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稷之花(下)

2020年07月28日 09:26 来源:华西都市报 作者:马琳

宋代沈子蕃《梅鹊图》轴。

宋代林椿《梅竹寒禽图》。

清代汪承霈《三春韶牡丹图》。

北宋牡丹图。

马琳

细想来,梅花成为思乡之物,或与南北朝划江而治有关。这种情愫,在数百年后的赵宋南渡时,蔓延出前所未有的悲情。梅花,是国仇家恨里生出的闲情逸致。

     壹 梅花的高洁与悲情

在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铜鼎中,考古学家发现了梅核。有关于梅的记载,只是可以吃的梅子,如《尚书》里“若作和羹,尔惟盐梅”,如《礼记》里“桃诸、梅诸、卵盐”,如《诗经》里有“缥有梅,其实七兮”“终南何有,有条有梅”“山有嘉卉,侯栗侯梅”。
  春秋时期的越国使节出使梁国,会手执一枝梅花作为见面礼,向梁王问候致意。因梅花普遍生长于气候温润的吴越之地,大概是取其在北方罕见,所以才千里迢迢地作为礼物带给梁王。
  而真正的观赏梅,应始于汉。《西京杂记》里有记载“汉初修上林苑,远方各献名果异树,有朱梅,胭脂梅”;“汉上林苑有同心梅、紫蒂梅、丽友梅”。扬雄的《桂都赋》里有“被以樱、梅,树以木兰。”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,东兴的绿化工作和今天一样也有栽种梅花这件事。赏梅,逐渐成为汉人的一种习惯。
  自然而然,咏梅的诗歌也开始出现。魏晋时的乐府诗集《子夜四时歌》里唱道:“梅花落已尽,柳花随风散”“杜鹃竹里鸣,梅花落满道”。
  南朝宋武帝刘裕的女儿寿阳公主,某日午后在含章殿的屋檐下静卧,一朵梅花飘零而下,正好落在了沉睡中的公主的额头上,五朵花瓣栩栩如生,淡雅秀美,宫女们以为公主顶着个花瓣到处走,结果发现这朵花竟是花痕,拂之不去。鉴于梅花不是四季都有,于是爱美之人就用很薄的金箔剪成花瓣形,贴在额头或者面颊上,这便是风靡千年的“梅花妆”。
  还是在南朝,名士陆凯行走在横浦驿的梅岭之上,盛开的梅花忽然让他想起身处长安的好友范骅,便折梅一枝,托驿使送去,并附纸赠诗云:“折花逢驿使,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。”这种馈赠仿佛接引了千年前越王与梁王的情谊,但比千年前更有情调。
  南宋都城杭州,皇家、官僚、士人中赏梅之风盛行,王公、贵族家多辟有“梅林”“梅溪”“梅园”“梅圃”“梅屏”“梅坡”等。钱王宫梅岗亭有千树梅花;孤山之阴缭岁寒亭皆古梅;皇宫御园内的梅堂苔梅;张功甫梅圃玉照堂观千叶缃梅;西泠桥有红白梅花五百株……均赏梅佳处。偏安的诸皇帝中,第一梅痴当属高宗赵构,某日谒款泰坛,过易安斋,见有梅岩,喜爱之余作诗夸赞,但这梅他却不认识。于是便问主僧:“此梅唤作甚梅?”主僧答:“青蒂梅”。顾名思义,此梅之花蒂应为绿色,或是“绿萼”,但无论如何,这种梅花应未见于当时的宫苑之中。其实,这些皇宫深苑里的梅花,就是“宫梅”。一百年后的宋理宗赵昀,召见画家丁野堂问道:“卿所画者,恐非宫梅。”丁野堂回答:“臣所见者,江路野梅耳。”可见宫梅与野梅的区别之大。
  在南宋,有了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梅花专著,即范成大的《范村梅谱》;而张功甫的《玉照堂梅品》更是一幅南宋贵族官僚赏梅的详细画卷,富丽奢华之气浓郁。
  仍是在南宋,如果说生活在早中期的诗人、词人们,是以梅花标格比拟自己,意在表现抗金图存的爱国之志的话;那么到了宋亡已成定局的情势下,大多文人的咏梅之作,则是在表达他们效仿梅花洁身自好,宁当亡宋遗民也不愿委身事元的悲苦无奈之感。
  南宋江山里的“一国之花”,苦得放不下,浓得化不开。
  吕本中的《早梅》:“独自不争春,都无一点尘”,是一种先受佞臣秦桧之苦、再遭弃国离家之痛后仍能做到的不争与不染;“清夷长者”杨无咎多次辞谢朝廷征召,终身不仕,《柳梢青》里的梅花,就是与“茅舍疏篱”“淡烟寒月”为伴的自己:“宁宁伫立移时。判瘦损、无妨为伊。谁赋才情,画成幽思,写入新诗”;韩元吉的《梅花》:“本来淡薄难从俗,纵入纷华亦绝尘”,落笔天成,不事雕镌;陆游的《梅花》:“与卿俱是江南客,剩欲尊前说故乡”,是北望中原的哀愁;尤袤的《梅花》:“望远可无南北使,客愁空费短长吟”,充溢着世路艰难、思乡却不得归的怆痛之感;辛弃疾的《临江仙·探梅》里:“更无花态度,全是雪精神”,梅花的冰肌玉骨为词人所景仰;姜夔的《疏影》里:“还教一片随波去,又却怨、玉龙哀曲。等恁时、重觅幽香,已入小窗横幅”,仿佛听得见哀怨悲凉的笛声《梅花落》;刘克庄的《落梅》诗云:“一片能教人断肠,可堪平砌更堆墙。飘如迁客来过岭,坠似骚人去赴湘。乱点莓苔多莫数,偶粘衣袖久犹香。东风谬掌花权柄,却忌孤高不主张”,花开花落的“权柄”,全在“东风”掌握之中,它忌恨梅花孤介清高,不让迎春含笑,“谬”作“主张”,到了何等程度!诗虽咏梅,诗人自我却隐含其中,又哪句不是在说南宋末年的黑暗腐朽?

     贰 承载道德情怀的牡丹

牡丹成为观赏植物,是在南北朝时期,这比梅花要晚得多。由隋至唐,牡丹逐渐超越百花,成为“花中之王”。盛唐时期上至宫廷,下至民间,开阔大气、雍容华贵的牡丹之盛,盛如唐诗。也就是从盛唐开始,牡丹的生物特性与审美属性,被强大的政治象征所覆盖。牡丹最热情盛放的地方,是蜜糖般丰腴美好的帝都——洛阳、开封。
  “惟有牡丹真国色,花开时节动京城。”国色一词,在刘禹锡《赏牡丹》诗以前,都是用来形容美女的。自他以后,称牡丹为国色者渐众:李正封有“国色朝酣酒,天香夜染衣”,罗隐有“当庭始觉春风贵,带雨方知国色寒”,李昉有“眼底见伊真国色,鼻头闻者是天香”,王十朋有“月陂春色满花枝,国色天香照雪肌”,王沂孙有“国色微酣,天香乍染,扶春不起”,张孝祥有“洛下根株,江南栽种。天香国色千金重”……宋及之后,国色几乎成为牡丹的专名。
  “落尽残红始吐芳,佳名唤作百花王。”花王一词,在皮日休《牡丹》诗以前,并无花王之称。自他以后,称牡丹为花王者渐众:毛滂有“小雨新晴,才过清明后。初见花王披衮绣”,韦骧有“天意似嫌群卉杂,花王留在晚春开”,李纲有“我昔驱车游洛阳,正值名圃开花王”,杨万里有“东皇封作万花王,更赐珍华出尚方”,黄裳有“已觉遍韶容,最后有花王,芳信来报”,方回有“忽见花王大如斗,始知天地有君臣”……宋及之后,花王也几乎成为牡丹的专名。
  可以清晰地看到,国色、花王之谓,已与国家社稷联系在一起。而这种联系,自唐发轫至北宋,已定型为一种特殊的思维模式。牡丹,这朵承载着士大夫道德情怀、社稷安危的国色花王,开至南宋江山时,已明显水土不服了。
  后来的明清,由于政治文化中心多在北方,牡丹又再次被视为国家的象征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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